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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很荣幸接受天津市委、市政府的宴请。这次南开大学召开“物理前沿会议”，并庆祝我95周岁生日，看到这么多老朋友，非常高兴。不过我想，到我这个年纪的高兴程度，恐怕是年轻人一时不容易体会到的。
南开大学和天津，我记忆中最早的印象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。那时我在北平成长，如果想买特别一点的洋货，在北平没有，要到天津中原公司来买。那是我第一次到天津，只是跟我父亲母亲路过一下。第二次到天津来是1974年，还在“文革”的时候，我记得那时住在一个从前的英租界，好像曾经是英国领事馆的地方，是一个很讲究的旧式小洋楼。我还顺便到南开大学进行了访问，那时完全是“文革”的迹象。再一次来是1986年，因为我的老师陈省身先生创办了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，他特地把我找来，让我帮他搞一个数学物理的研究室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和南开产生了比较密切的关系。事实上，那以后的十几年，我确实帮南开数学物理研究室做了一些事情，包括在香港捐了一些钱，帮助他们召开国际性会议。我还曾特地在香港买了制造咖啡的机器，解决了喝咖啡的问题。我还把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秘书带来，帮他们服务了一个星期，因为南开大学那时候没有够多懂英文的秘书。我也曾给南开的陈省身数学所，介绍了人才与研究方向，是略微有过一些帮忙的。
非常高兴中国从那时候到现在有了惊人的发展。我想这些发展再过一两百年，会被认为是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一个大奇迹。当然，日本明治维新以后，也是奇迹般的成长，可是它的困难的程度、人口的规模、经济的规模以及当时整个世界的局势，拿来跟中国今天的奇迹比，还是非常小。
从这方面来看，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，因为我小时候看见了中国落后的情形，后来到外国去，看到了中国人被外国人欺负、藐视的情景。像翁帆就没有这个经历。没有这个经历，对于今天中国的成就跟我的感受不可能是一样的深。我非常高兴，在我晚年的时候，能够看到中华民族已经成为21世纪世界的领袖之一。大家都说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，我想现在要是问世界上有见识的人，同意不同意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，绝大多数人都会同意的。
天津的具体发展我不太清楚。不过我记得我曾经这样讲过，我离开中国的时候是1945年，假如那个时候是旧中国的话，1971年我回来，所看到的是新中国，改革开放以后，我所看到的是新新中国。新新中国不得了的发展，是我今天特别有深深感受的地方。
网上常常有很多文章，说中国科技不行。我一直认为，这是因为没有弄清楚。中国科技的发展不是非常之慢，而是非常之快。因为你必须从起点来看。1930年前后中国才有研究生。陈省身先生就是最早的一位。而他在1944年就发表了一篇文章，震惊了世界数学界。南开大学前几年举办了安葬陈先生骨灰的典礼，安放了一块石头，上面刻的就是陈先生那篇文章的精髓。从整个发展的趋势来看，我是很乐观的。改革开放以后，许多从中国到美国念书的研究生，他们的学习态度、学习能力，还有他们的人生观，跟美国的学生不一样。中国的文化传统，中国的教育哲学，是中国伟大复兴的动力之一。
单讲政府对于科学家的态度，美国和中国就完全不一样。可能大家不是很了解。像李书记这样和我们学科学的人一起交流，这在美国可以说是不可能发生的。举个例子，1986年里根是总统，那一年包括我在内的约10个科学家获得了美国“国家科学奖章”。我们要排队进白宫，10个人在白宫的侧门等候，因为下小雨，所以大家都不太高兴。至少等了半个多小时才一个一个经过安全检查进入白宫。进去以后，里根总统讲了几句话，我们就一个一个走到他的面前，他给我们颁发了奖章，并与每人照了一张相以后就离开了，没有同我们一起喝咖啡，我们每个人只拿到了一张自己和里根在一起的相片。这不是一个大的事情，可是所反映的是美国整个社会的状态。那么你说为什么美国的科技发展这么成功呢？这有别的原因。可是单讲政府对于科学发展的态度，中国政府的态度是远远超过美国的。
这次很高兴，天津市委、市政府特别请我们大家来谈谈。我相信，天津的科学家、天津的大学还会继续帮助天津把经济、科学等都搞上去。
谢谢！